要指出的是，现代新儒家对人文精神别有一番解说。牟宗三说，讲人文主义不外乎提高文化意识。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首先是“反物化”；其次是反僵化；再次是开发价值观念。而他所谓“反物化”，是反唯物论的“物化”；他所谓“反僵化”，是反“只承认‘经验事实’为学问的唯一对象”的“理智主义”；他所谓“开发价值观念”，是要树立“三统”，即道统、政统、学统。“三统”的树立，便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实现，是人文主义的完成。而“三统”之开辟，全赖立足于儒家心性之学的“道德主体”的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有儒家文化的慧命支撑，所以始终充满人文主义精神；而西方文化，由于“顺基督教下来是神本，顺希腊传统下来，从客体方面说话，停于理智一层上，是物本。……在这两个本的夹逼下，把人本闷住了，所以人文主义在西方始终抬不起头来”[187]。唐君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西方的人文主义，无论哪种派别，都是为了对治或反抗文化上的某种偏蔽而产生的。而中国的人文主义与此不同，它是中国人自觉反省自己之所以为人而产生的，因而特别重视人，重视人生修养，自觉祛除内心的渣滓，使人自立。一切学术文化工作，都是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使人与人互为存在的桥梁，因而中国的人文主义，可以称为伦理的人文主义。[188]根据这种认识，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自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已经日见衰落、中断，需要重建。而重建的当务之急是摆脱五四以来的“战国时代”的纷扰，以传统儒家心性之学拒斥外来的意识形态一元论马列主义还是别的主义，拒斥“物化”主义。显然，现代新儒家关于中国文化人文精神重视道德主体的确立，高扬道德旗帜，强调发挥主体能力，不为物役的思想，有相当的积极成分。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重建人文精神的今天，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批判扬弃。但是，现代新儒家所宣扬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对治”内容，特别是由此反映出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我们是绝对不能苟同的，更不能用以作为重建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材料。而且，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现代新儒家所宣扬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缺乏而中国人文精神第一的文化自我中心论，以及为了“对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提出的“返本开新”论（返回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以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新局面），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