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意”这个范畴的含义,可以追溯到孟子论春秋时期各国国史时所说的“事”、“文”、“义”中的“义”。秦汉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视对于“义”的讨论和贯彻。
司马迁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27]“义”与“意”本相近,但从《春秋》的“义”到司马氏父子的“意”,已有很大的发展。司马迁的为史之意,他在《报任少卿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同《春秋》的“辩是非”、明“道义”、“惩恶而劝善”之义,实不可同日而语。
荀悦《汉纪》序申言,“立典有五志”,第一条就是“达道义。”范晔评论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的言论和著述,说是“大义粲然著矣”,并自称所撰《后汉书》中“诸细意甚多”[28],反映了他对“史义”与“史意”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