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意”这个范畴的含义，可以追溯到孟子论春秋时期各国国史时所说的“事”、“文”、“义”中的“义”。秦汉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视对于“义”的讨论和贯彻。
司马迁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27]“义”与“意”本相近，但从《春秋》的“义”到司马氏父子的“意”，已有很大的发展。司马迁的为史之意，他在《报任少卿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同《春秋》的“辩是非”、明“道义”、“惩恶而劝善”之义，实不可同日而语。
荀悦《汉纪》序申言，“立典有五志”，第一条就是“达道义。”范晔评论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的言论和著述，说是“大义粲然著矣”，并自称所撰《后汉书》中“诸细意甚多”[28]，反映了他对“史义”与“史意”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