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政体深入骨髓的认识,乃因其杜绝舞弊之科学、之严格、之有效。他论述议员、选举之关系,“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自有公论。”定位之精确无以复加,如此实行,可令天下英奇才智之士得以施展。当时,国人也有疑问,以为中国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不就和西方的议员一样的质地作用吗?郑观应直接指出其本质的不同。盖中国之传统专制下,谏官必顾私恩,讲门第,同时于民情也相当隔膜,其间还有智愚贤不肖的区分;沽名钓誉者还有那个制度保其行径,致生很多麻烦。议员则不一样,他们的来源,普遍选自民间社会,草茅疾苦可得切近了解,更关键之处是他们的进退出入升降沉浮也决定于民众。
他对欧陆行政嬗变、体制、构架,了然于心,和中国的行政体系作切近、踏实的比勘校验。如谓吏治,倘有任何渎职现象,议院、总统就会理董之,官吏则不能一日居其位,此即制衡之奇效也。对积弊之痛愤:“中国自秦汉以来,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也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欲扫却这样的不堪之状况,他明言非开设议院不可。循名责实,至大至公,“何惧乎英、俄,何忧乎船炮?”制度路径乃是解决最棘手社会问题的根由。